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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闲话

 

 

 

  1、闲话怪联

  看了百剑堂主谈对联的文章,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二十四年前,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试,国文一科的试题中有一条是对对联,以“孙行者”三字命对,有一个学生对“胡适之”,一时脍炙人口。以胡适之去对善变的齐天大圣,那确是妙不可言。
 

  但论字面的工整,却不如另一个学生所对的“祖冲之”,以“孙”对“祖”,以“行”对“冲”,以“者”对“之”,简直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妙对。祖冲之是南北朝时代的大数学家,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比其他国家的数学家要早一千多年!(按: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是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比现在通用的三·一四一六还精确。)
 

  那回的事还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矫枉过正,许多人攻击清华大学不应该要学生对对子,出试题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他解答出这条题的理由是:对对子最易测出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几字,已包含了平仄虚实的用法。而且对联是中国文学的特色,用其他国家的文字,绝不能做出对联来的。他的解释一发表,风潮也就平息了。
 

  中国有许多绝妙的怪联,说来颇有趣味。广东的何淡如就是做怪联的能手,例如“有酒不妨邀月饮,无钱那得食云吞。”“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真是匪夷所思,“云吞”本来是个名词,他却拿去对“月饮”,“法国荷兰比利时”连接三个国名,他却拿去对一句旧诗,看来风马牛毫不相及,但却对得那样字面贴切!
 

  听一些老前辈说,何淡如为人非常风趣,有一次他随众人闹新房,有人以“天”“地”二字要新娘造句,要天字行头,地字收尾,新娘迟迟未答,他老人家冲口而出道:“天光你重摩人地”,众人大笑,于是纷纷退出新房,让新娘领略“天光你重摩人地”的滋味去也!
 

  马君武先生在做广西大学校长时,热心提倡桂剧,名伶小金凤就是他的乾女儿。马君武其人老尚风流,当时颇招物议。他卜居桂林环湖路,在宅门自撰一联道:“种树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湖山。”有人给他每句加上四字,成为:“春满梨园,种树如培佳子弟;云生巫峡,卜居恰对好湖山。”原来当时桂林设有“特察里”(妓院),在象鼻山下,恰好对正马君武的住宅,下联就是用这个“即景”来调侃马君武的。
 

  马君武死时,小金凤挽他的联也颇为传诵一时,联云:“抚我若亲生,慈父心肠,大人风度;现身而说法,桃花旧恨,木兰新词。”上联表出她是马君武乾女儿的身份,下联“桃花旧恨,木兰新词”则是指欧阳予倩所编的两部新桂剧:“桃花扇”和“木兰从军”。小金凤就是演这两个戏出名的。传说此联为桂林名士龙某所拟。
 

  敌伪时期,梁鸿志和吴用威是出名的大汉奸,有人嵌他们二人的名字成一联道:“孟光轧妍头,梁鸿志短;宋江吃败仗,吴用威消。”“夹硬”把“梁鸿志”和“吴用威”的名字拆开来用,变成“梁鸿”之“志”与“吴用”之“威”,也真是想入非非。
 

  解放前我在广州见过一幅春联道:“胡混混全凭两度;戆居居又过一年。”也颇有趣,道出了当时一般人的生活情况。
 

  近来本港报刊颇兴怪联,某报的“副刊上”就时有佳作,例如“怕热最宜穿短裤;论功还欲请长缨。”“水紧一声齐走鬼;风飘万点正愁人。”“赤柱有食兼有住;汀洲无浪复无烟。”“徒令上将挥神笔;惯见霸王搭电车。”“白日放歌须纵酒;黑灯跳舞好揩油。”“西山白雪三城戌;南国红眉七镬开。”等以一句香港俚语来对一句古人诗句,甚为有趣。只是“白雪”“红眉”一联,似稍嫌轻薄也。
 

          (选自《三剑楼随笔》,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
 

 

  2、烟锁池塘柳寻根

  在各式各样的对联中,一般人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所谓“绝对”了。绝对有两个特点:一、它是经过长时间在民间流传下来的,有的已经对得出,有的还未对得出。而“对得出”了也并不等于是“对得好”。二、它的难度很高,凡是可以称得为“绝对”的,总有一些特别的条件限制。
 

  举一个许多人知道的例子,“烟锁池塘柳”就是属于有特别限制的上联。这五个字的偏旁,包括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下联也应该有“五行”才对得上。这个上联,长期在民间流传,不知有多少人动过脑筋来想下联,但对得好的绝少。
 

  有人对以“灰堆镇海楼”(镇梅楼在广州),在形式(都有五行)方面是可以对仗,但却毫无意义。而且“烟锁池塘柳”是一句清丽的五言诗句,“灰堆镇海楼”只是“解得通”而已。两者之间的雅俗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后来有人把“灰”字改成“炮”字,变成了“炮堆镇海楼”。
 

  “炮堆”比“灰堆”好得多了,但仍然不够好。因为“堆”字的气势太弱了,把许多炮“堆”在镇海楼中,作什么用?如说是用以轰击敌人,这个“堆”字是十分差劲的。
 

  又有人对以“炮架镇江城”,镇江与古瓜州隔江相对,形势险要,冠以“炮架”二字,颇有气势。但仍有瑕疵。因“锁”字和“架”宇都是仄声,“塘”字和“江”字都是平声,在五个字中有两个字不合平仄,这也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对句了。
 

  其实,“烟锁池塘柳”乃是前人诗句,见晚明陈子升的《中洲草堂遗集》。陈子升用以作“烟锁池塘柳”的对句的且共有四个之多。
 

  陈子升(一六一四~一六九二年,广东南海人)是明末著名忠臣陈子壮(其传记见《明史·二七八》)之弟,字乔生,在明代官礼科给事中,入清不仕。我最近在友人处得见此一诗集,始知这一所谓“绝对”,流传最少已达三百多年了。三百年来,不知曾有多少人为了想“对得通”它而苦思下联,却不知他的出处,亦奇事也。
 

  《中洲草堂遗集》卷十六有《柳波曲》并序云“客有以烟锁池塘柳五字具五行以属余为对句,因成柳波曲二首,与好事者正之。”
 

  其一云:
  烟锁池塘柳,灯垂锦槛波。
  回波初试舞,折柳即闻歌。
 

  其二云:
  灯垂锦槛波,烟锁池塘柳。
  妄梦五湖湄,郎家大堤口。
 

  “灯垂锦槛波”句下附注云“垂”一作“填”。想是作者因难以决定这两字孰优孰劣,故并列。
 

  陈于升以“灯垂锦槛汾”对“烟锁池塘柳”;甚具诗意,“灯垂”是“写实”;若易为“灯填”则是“虚写”。“灯”指灯光,灯光铺盖波光,用“填”字益见其“重”;这是类似现代文学所谓的象征手法。不过,若依“正路”,则仍以“垂”字为佳。
 

  这一对句──灯垂锦槛波──虽然亦具“五行”,不过,陈子升仍未满意,因为“灯”对“烟”,两个字都是从“火”,他觉得欠工。这是古人要求自己的严格处。于是又有《续作锁柳销鸿之曲》云:
 

  烟锁池塘柳,烽销极塞鸿。
  东枝罢春水,南翼怨秋风。
 

  用“烽销极塞鸿”对“烟锁池塘柳”,意境甚高,不过因陈子升自我要求太严,“烽” “烟”也还都是“火”字旁,他不能满意,又作《烟锁沉灯引》云:
 

  烟锁池塘柳,钟沉台榭灯。
  心心红缕密,柳眼绿泼澄。
 

  “钟沉台榭灯”与“烟锁池塘柳”,两边的“五行”无一相重,可谓挖空心思。但论诗意则有点勉强,似不及“灯垂”、“烽销”二联之自然。
 

  《清稗类钞》中也有一个前人对句,是在陈子升那四个对句(连“灯填”一句在内)之后的又一个对得较好的句子。对句是:
 

  灯深村寺钟
 

  “灯深”句意境甚佳,是“以虚带实”的写法。“深”(深远)既是形容村寺的所在之处,也是对灯光的视觉感受。“钟”是指钟声,“村寺钟”是听觉方面的描写。此句可解为“隐约可见灯光在深远的村寺钟声传来之处”。论意境似比陈于升的“灯垂锦槛波”更佳。但若依陈子升那样的严格要求,“灯”“烟”仍是重“火”字旁。不过我是觉得无须要求到字的“偏旁”也避免相重的。
 

  对“烟锁池塘柳”的下联,解放后有新的发展,其中且有以新事物入联的,亦值一述。
 

  六〇年代中,我在《羊城晚报》上见过的一个对句是:
 

  茶烹凿壁泉
 

  此下联据说是北大一位姓阎的教授拟的,惜谈此联的作者忘其名。上联“烟锁池塘柳”的“五行”全在左旁,茶烹凿壁泉”的“五行”则全在字脚(烹字下面那四点象征火焰熊熊之貌,故在字典中此字属“火”部)。对仗可称铢两悉称。据说“凿壁泉”亦是实有其地,此一对句乃是用倒装句法,即以“凿壁泉”之水烹茶也。但若严格要求合乎对联艺术的话,“凿壁泉”是专有名词,用来对“池塘柳”(普通名词)还是有点勉强的。
 

  去年香港有一位骆广彬先生仿“陈子升体”,也用诗联的形式来对“烟锁池塘柳”,颇具港穗风光特色,对句亦全合“规格”。其一题为《旋厅赏酌》,诗云:
 

  烟锁池塘柳,港城铁板烧。
  旋厅添绿蚁,风物觅逍遥。
 

  “旋厅”为香港台和中心(楼高六十层的大厦)的旋转餐厅;“绿蚁”是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作酒的代称;“铁板烧”为日式食制的烧牛柳。“港城铁板烧”大有竹枝词味道,于“俚俗”中见妙趣。与“烟锁池塘柳”作对,亦是铢两悉称的(五行均在偏旁)。
 

  其二题为《白天鹅酒店夜宴》诗云:
 

  烟锁池塘柳,汀培锦柱灯。
  招邀珠海夜,觞角满高朋。
 

  白天鹅酒店在广州沙面,“汀”,水边平地,沙面原是沙洲,填上始成今之沙面。作者有注云:“白天鹅酒店对鹅漳之右侧,园圃有人工开辟之小假山、石池塘,植有柳树。锦柱灯言灯柱装俯很美观,白天鹅酒店附近灯饰正是这样。”
 

  骆广彬另外还有个对句是“港铺灯塔标”,亦具新意。
 

  新意是有本地风光,盖香港海面上船只如梭,而凡海港必设有灯塔标志,以防船只触礁也。
 

 

  3、才华绝代纳兰词

  纳兰容若的词,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是词苑里一枝夺目的奇葩,与他同时的和后世的词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陈其年将他和南唐二主(李中主、李后主)相提并论,聂晋人称他的词是:“笔花四照,一字动移不得”;王国维先生更认为他的词不但是清代第一人,而且是宋代以后的第一人。这些评语,对纳兰容若来说,我想当不是过誉之词。
 

  有一件非常奇怪、几乎令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是:纳兰容若为什么会写出《饮水集》那样的词来?那些词一片悲恻情调,不是昔怀昔日便是感慨今朝,十首有九首都是痛苦的倾诉,怆凄的呻吟,如果不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一定以为他是穷愁潦倒的文人,谁知道他却是极尽人间富贵的相国公子呢!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官至通议大夫,一等待卫,皇帝非常宠爱他,到各处巡视都带他同行,在封建时代,那可真是一种旷世的殊荣呢!
 

  许多人将纳兰容若与李后主相比,可是李后主那些悲苦的词,都是在他被俘之后写的;在被俘之前,李后主的词却是充满了个人的欢乐。但纳兰容若一生没有受过什么波折,始终都是过着贵族公子的生活,为什么他的词也会那样悲苦呢?
 

  据我看来,正是因为他出身贵族家庭,因此特别感觉到贵族生活的腐朽,他曾经有几句词道:“电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泪如潮。勉为欢谑,到底总无聊!”看来,他对那种“勉为欢谑”的生活,是感到无聊透顶的。
 

  纳兰容若的父亲名叫纳兰明珠,官至太傅(相当于宰相),可说是位极人臣。但此人庸俗卑鄙,而且贪财,和纳兰容若那种清高绝俗的性格,正是极端相反。我想,也许又正是因此,使他在贵族的血管里流着“叛逆”的血液,他本质上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他父亲的所作所为,都令他听不惯,看不惯,可是在封建的压力下,他又不能公开地反抗父亲,因此精神上就感到郁闷,正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在封建压力下,不能求得精神的解脱,于是在词章上就化为悲苦之声。
 

  纳兰容若的情感非常丰富,他说自己“不是人间富贵花”,而是天上的“痴情种”,这一点也很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同。无怪有些“红学家”,甚至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即是纳兰容若的化身,大观园之事,即是纳兰相府之事,做起详细的“索引”来。这种说法,当然是几近附会,但两人的性格,却拥有共通之处。
 

  纳兰容若自称是“痴情种”,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十八岁的时候有几句词道:“十八年来堕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那时他大约尚未结婚,在梦想一个能了解他的伴侣。后来他结婚了,真的碰到了一个知心的人,夫妻非常恩爱,可惜婚后不久,他的妻子短命死掉,他就更悲苦了。纳兰容若写过好儿首悼亡词,情感之真挚,允称千古绝唱《七剑》里曾引过一首,只从那首词中也可看出,他是如何的“痴情”了!
 

  纳兰容若词中,常自称薄命,不料竟成“词谶”,他后来真的短命,只三十一岁就死了!
 

                             (选自《三剑楼随笔》)
 

 

  4、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闲──再谈纳兰容若的词

  纳兰容若的词中,“愁”字用得最多,几乎十首中有七八首都有个“愁”字。可是他每一句中的愁字,都有一种新鲜的意境,随手拈几句来说,如:“是一般心事,两样愁情。”“几为愁多翻自笑。”“倚栏无绪不能愁。”“唱罢秋坟愁未歇。”“一种烟波各自愁。”“天将愁味酿多情。”“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或写远方的怀念,或写幽冥的哀悼,或以景入情,或因愁寄意,都是各各不同,而且有新鲜的联想。
 

  也许因为纳兰容若太善于言愁了,因此一般人对他有个误解,以为他是个消极颓废的词人。其实他的“愁”,正如前一篇所谈过的,乃是在封建压力下,精神苦闷的表现;而且除了“工愁善恨”之外,他也还有激昂悲愤的一面。用百剑堂主的词来说,就是还有“悲慷气,酷近燕幽”的一面!
 

  纳兰容若曾救过一位犯罪被流放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吴兆腾(汉槎),也是个名士,因“科场案”受嫌,被“遗戍”关外的宁古塔,纳兰容若向父亲求情,结果将他赦回,(详见附录知今先生的“吴汉槎案的始末”。)纳兰将这件事情引为生平得意事之一,他有两句词道:“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所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纳兰容若为朋友的得救而感到欢喜,但也为朋友的遭遇而感到悲愤。他营救成功之后,寄一首词给他的另一位朋友顾梁汾报信,并抒写他心中的愤怒道:“就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天休问,且休矣!”这几句词把朝中的大官们骂得好惨!竟然将他们比为一群乱吠的狗呢!
 

  纳兰容若喜爱交游,他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士,可是他从不曾仗过自己的势力,替朋友谋官,他的朋友在官场中的也多不得意。例如他有一位朋友叫姜宸英的,才学很好,可是在官场中半世浮沉,始终浮不上去,最后还把官掉了。
 

  他有一首词安慰他道:“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独卧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在这几句词中,他为有才能的人抱屈,也对“自古以来”压制人才的那种情况表示了不满。在这首词里,他还有几句道:“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那又是何等的高傲,他在表现朋友“不肯因人热”的“丈夫气概”中也表现了自己!
 

  在君主政治的统治下,官僚们都是结党营私互相排斥的,纳兰容若最看不惯这种事情,因此在另一首送给顾梁汾的词里又道:“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蛾眉谣诼”这句典故出于屈原的离骚。屈原的离骚里有两句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为善淫。”“众女”就是指那些专门爱说人坏话的小人。纳兰容若认为对那些谣诼,可以冷笑置之!不必与小人争一日之长短。这几句词表现了他的旷达,也表现了他的清傲。
 

  纳兰容若的出现,在中国词坛上是一个奇迹。他以相国公子的身份,却大胆的鄙弃了贵族的生活,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人们爱拿他与李后主相比,但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已经比李后主更跨前一步了。
 

  巴尔扎克热狂于做贵族,但他的作品却尖刻的讽刺了贵族。托尔斯泰是个伯爵,但却走到农民的群中。对于有良心的作家,腐朽的环境,绝对桎梏不了他们向上的心灵。
 

                             (选自《三剑楼随笔》)
 

 

  5、闲话《满江红》

  《满江红》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词牌名。《词学全书·填词名解》中说:“唐《冥音录》载曲名《上江虹》,后转二字,得今名。”万树(红友)《词律》引《冥音录》,亦作《上江红》。《白香词谱》认为“上”谐作“满”,音殊不类。考《本草纲目》有“满江红”水萆,为浮游水面之细小植物,一名“芽胞果”。想唐宋时,民间已有此种名称之水萆,随取入词,未知可也。对“满江红”这个词牌名称的由来,说法纷纭,不能尽录。我们不想做词学家,也就不必钻牛角尖去考据那许多了。
 

  《满江红》一词,体裁甚多,据万树《词律》已列有八体,最短的是八九字体,最长的是九七字体。但现在通行的只是九三字体。
 

  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也是最为人熟悉的一首《满江红》词是岳飞那首:“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一首词,近代虽有一二词家怀疑是伪作,但未能作为定论。我们仍依前人之说,认为它是岳飞作的。这一首词激昂慷慨,有很充沛的爱祖国,抗强敌的感情,因此为后世所传诵。
 

  明代的文征明有一首吊岳坟而兴感的《满江红》,词道: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成功身合死,可怜身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此词揭出岳飞风波亭冤狱之秘,直指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凶。抨击了赵构的“当时自怕中原复”的向敌人屈膝求和的政策,等于是一篇严正的“政论”。在封建社会中,这一首词也算得是大胆之作了。
 

  另一首出名的《满江红》词是萨都拉(亦作刺)的《金陵怀古》。这一首词因为格律严谨,在《白香词谱》中是作为《满江红》这一词牌的代表作的。词道: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域,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蛰泣。到而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萨都拉字天锡,元代蒙古人。他的词以“流丽清婉”见称,从这首词中也可以见到他的风格。《满江红》这个词牌本来适宜于发抒雄壮或沉郁的感情,而萨都拉的这首词则用六朝旧事凭吊金陵,于清丽之中有很沉重的感伤味道。
 

  《满江红》中最特别的一种体裁是用平声协韵。这一体裁创于姜白石。其自叙云:“满江红,旧词用仄韵,多不协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夕风,当以平韵满江红为神姥寿。言讫,风与帆俱驶,顷刻而成。末句闻佩环,则协律矣。”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词话”。其词云: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拥,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姜白石是宋代最讲究音律的词家之一。“平声满江红”的后世作者极少,可考查的只有吴文英、彭芳远等寥寥数人而已。吴文英的“云气楼台,分一派、沧浪翠蓬……”万树《词律》作为“平声满江红”的代表作。
 

  近代词家作《满江红》的也很不少,而且大都比前人之作更有意思。这且留待下篇再谈吧。
 

 

  6、谈几首近代名家的《满江红》

  《满江红》这一词牌适宜于发抒沉郁与雄壮的感情,从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之前这几十年间,中国风云动荡,所以近代词家喜欢用《满江红》这一词牌的颇不乏人。这些词大都是时代的反映。
 

  现在先谈一首广东词人易大厂的《满江红》。易大厂原名廷熹,后改名易孺,字季复,广东鹤山人。他是广东名儒陈沣的再传弟子,早岁肄业广雅书院,中年曾留学日本。工诗、词、书、画,尤精篆刻。历任北京高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与萧友梅合作的新体乐歌,在民国初年颇流行。
 

  一叶舆图,惨换了,几分颜色。谁忍问、二陵风雨,六朝城阙?雨粟哭从仓颉后,散花妙近维摩侧。咽不成“鬲指念奴娇”,声声歇。  尘根断,无生灭。山河在,难言说。剩仓皇辞庙,报君以血。蜀道鹃魂环珮雨,胡沙马背琵琶月。莽乾坤今日竟如何?同倾缺。
 

  易大厂的词半是周美成、吴文英这一派的,讲究格律,爱取僻调,填词务为生涩。尝自谓:“百涩词心不要通”云。但这首词却不难解,他是为南京沦陷,“蒋府”逃亡,舆图变色而痛哭流涕的。他是个旧知识分子,看不到国家的前途,目而词中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也来不及见到抗战胜利配死了。
 

  柳亚子先生的词就和易大厂不时了,柳亚子很喜欢填《满江红》(在《柳亚子诗歌选》中,一共有三十五首词,《满江红》就占了五首之多),词中虽也忧时伤国,但更多的却是革命的豪情。刚才谈的那首易大厂词是因南京沦陷而兴感,冕在就先谈一首柳亚子的《秣陵感怀》,“秣陵”亦即南京。这旨词作于一九二九年,是因一九二七年之后,国民党统治者在全国展开大屠杀而作的。词道:
 

  袖手枯抨,已厌看,长安棋弈。最难忘,叛旗初展,杀人如织。血染缣囊魂魄壮,身横乱刃尸骸掷。镇伤心,箕豆本同根,相煎急。  猿鹤恨,成今昔。胭脂巷,休寻觅?欺龙蟠虎踞,久无颜色。侯景当年曾跃马,王琳此日犹埋碧。更何时旭日射光芒,阴霾革?
 

  词中充满了对统治者的痛恨,但对革命前途并不悲观,他是期待着“旭日射光芒,阴霾革”的。柳亚子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有一首《满江红》,词道:
 

  禹甸尧封,叹频年,自由钟歇。蓦涌现:赦函紫气,三辰争烈。凤羽朝阳仅五彩,麟经欠义王正月。誓从今只手挽狂澜,雄心切。  秽史耻,须湔雪。黄书谊,肯埋灭?看悲歌慷慨,舌存未缺。衮钺无情南史简,江湖有党东林血。向昆仑顶上大声呼,撑天阙。
 

  这首词是为当时(公元一九〇九年)宣传革命的《民呼日报》出版而作,用岳飞的《满江红》词韵。其时柳亚子还是二十三岁的青年,词中很有当时革命青年的激情,主要是宣传“民族大义”,但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还未怎么认识到群众的力量的。
 

  他的另一首《满江红》是有感于台湾局势而作的,其时是一九四三年,台湾还在日寇的侵占之下,尚未归还中国。这一首词的题目是《题“延平王海师大举规复留都图”》,用的也是岳飞一词原韵。词道:
 

  三百年来,溯遗恨,到今未歇。真国士,延平赐姓,鏖兵战烈。组练晨翻南澳水,艨艟夜酹秦淮月。奈棋差一子局全输,攻心切。  甘焊耻,未湔雪。苍水计,成灰灭。愤丑夷狡侩,长图溃缺。龙驭难归滇缅辔,鲸波还喋台澎血。看白虹贯日画图中,排云阙。
 

  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后来清政府无能,在甲午之战后又割绐了日本。柳亚于这首词作后二年,抗战胜利,台湾归还中国。但名虽归还,实际则由于美蒋勾结,台湾不过等于换了一个外国统治者而已(按:由于是六〇年代写的文章,故有这样的看法)。所以这首词是还有现实意义的。
 

 

  7、闲话打油诗

  一般人把俚俗的诗称为“打油诗”,何以称为“打油”呢?原来唐朝有个叫张打油,喜欢写浅俗的诗,曾有《咏雪》诗云: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笼统”是当时俗语,状“模糊”之貌。首句写大雪覆盖下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人看雪景,视野模糊,在白茫茫一片中,只见井口开了一个“黑窟窿”。江山极大,井口极小,首行两句,以江山之白对照井口之黑,看似“荒谬”,对照却极为鲜明。三四两句写黄狗与白狗在下雪时候的变化,更是具体生动,别饶“奇趣”。这首诗虽然没有谢家的才子才女(谢朗、谢道蕴)的咏雪名句──“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那么雅丽,却更为凡夫俗子所乐道。这首诗流传下来,打油诗遂因此得名了。
 

  许多人认为“打油诗”难登大雅之堂,没有艺术价值。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试以一首人所熟知的打油诗为例,说说它的“艺术价值”。
 

  生平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八长。
  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
 

  这首诗是嘲笑那些乱去题壁的狗屁诗人的。第一句闲闲道来,似乎平平无奇,但已寓有挖苦“诗人”的伏笔。第二句就奇峰突起了,怎的诗人会有“丈八长”呢?令你非追下文不可,三四两句自问自答,层层推进。结句画龙点睛,令人恍然失笑。这首诗层次分明,结构严密,而又深得“文似看山喜不平”之妙,能说它的艺术性不高吗?
 

  又如嘲笑将“枇杷”写错成“琵琶”的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弦管尽开花!”虽然不及前作,也很有趣,结句尤见精警。
 

  古代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喜欢写打油的,如“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些至今尚在流传的通俗的诗句就是唐代诗人罗隐的作品。
 

  宋代有个名叫魏野的文人,和他同时的有个姓张的名妓,貌美而举止生硬,排行第八,人称“生张八”,魏野曾赠她一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生张熟魏”这个俗语由此而来。
 

  不但文人写打油诗,还有个写打油诗的皇帝呢。据说清代乾隆年间,有个翰林,把“翁仲”误写成“仲翁”,乾隆批以诗云:
 

  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窗下少夫功。
  如今不许为林翰,罚去江南作判通。
 

  “通判”官名,清代设于各府,辅佐知府处理政事,地位当然不及翰林“清贵”。乾隆故意把“仲翁”“功夫”“翰林”“通判”倒写,嘲那一时笔误的翰林,并革了他的翰林,将他贬作通判。一字之误,损失惨重!乾隆的诗,一般来说,得个“俗”字。但这首诗倒有几分幽默感,不过是否他的所作,那就不可考了。
 

  近代人写打油诗以廖凤舒最为出名,他的打油诗用字非常浅俗,但却极有“深度”,我认为他的打油诗可说得是已经“突破”前人境界的,以他的一首咏广州解放前夕的即景诗为例: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咸龙”是解放前广州人对港纸的俗称,“剃刀门楣”是找换店,“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禾米食完”“留番光塔”两句,可以比美鲁迅的杂文。
 

  去年在上海逝世的《大公报》专栏作者唐大郎也是个写打油诗的能手,他有题为《答友人》的“自白诗”两首,就是说他的打油诗的。诗道:
 

  向于趣味不嫌低,说我风流便滑稽。
  不信试看全副骨,红团绿绕更黄迷。
  诗如山药开场白,贫嘴终无片语佳。
  索笑不成成索骂,怪予从小习优俳。
 

  “山药蛋”是上海旧日一位说鼓书的艺人,他一上场例有一段开场白,俗话俚语,层出不穷,很得观众欢迎,但也有恶之者骂他“恶俗”。唐大郎以自己的打油比拟为山药蛋的开场白,是自嘲亦是自傲也。
 

  最近逝世的本港名作家高雄(写“怪论”的笔名为三苏),很少写诗,但他也曾写过一首颇为脍炙人口的打油诗,是在某次宴会上,“即兴”写给影剧界的知名人士林檎的。林檎是影剧的宣传高手,当时正出任光艺公司的经理。高雄赠他的诗道:
 

  由来古怪与精灵,飞出宣林作老经。
  曾襟膊头皆老友,猛吹姑妹变明星。
  鹩哥自有飞来蜢,马尾多如搂蜜蝇。
  左手算盘右手笔,文章银纸两关情。
 

  林檎不良于行,因此他的老友都曾被他“襟”过膊头。“跛脚鹩哥自有飞来蜢”“乌蝇搂马尾,一拍两散”均是广东俗语。此诗的妙处,就在于以俗语入诗,谑而不虐。结尾两句精警,“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文人岂止一个林檎?
 

                               (一九八一年七月)
 

 

  8、回文诗词趣谈

  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稀奇的文体,无论顺读倒渎都可成文。这种文体叫“回文体”。诗词中比较多见。诗就叫“回文诗”,词就叫“回文词”。
 

  举一首夫妻对答的回文诗为例。顺读是丈夫以诗代信,写给妻子,极道思念妻儿之苦的(丈夫在外,妻和儿在家)。诗云: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将之倒读,可以变成妻子的复信,诗为: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顺读倒读,作者的身分、语气、居地等等也跟着变了。

  据说回文诗本就是几个太太玩出来的花样。“诗体不一,而回文尤异。自苏伯玉妻《盘中诗》为肇端,窦滔妻作《璇玑图》而大备。”(《回文类聚序》)都是因为思念久别的丈夫。于是搞这玩意儿寄给丈夫以表相思之苦的。
 

  被称为回文诗肇端的《盘中诗》,相传是汉代苏伯玉的太太因丈夫外出久不归家,把诗词写在盘中寄给他,因而叫《盘中诗》的,诗的写法,屈曲成文,从中央以周四角。“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出鲤鱼,鲤鱼肥,空仓雀,常苦悲,吏人妇,会夫稀……”含宛转循环之意。但因它不能倒读,不过词序上的经营同后来的回文诗类似,故只能说是“肇端”。
 

  正式的回文诗创作者据说是前秦苻坚时代的窦滔之妻苏蕙。窦滔镇守襄阳,没信回家,苏遂织锦为回文,以八百四十一字排成纵横各为二十九字的方图,回环反复读之,可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名叫《璇玑图》,叫人送到襄阳,窦滔看了,非常感动,就把苏氏接到任上去。通俗小说《镜花缘》四十一回载有此图。读者若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今举图中一例如下:“仁智怀德圣虞唐,贞志笃终誓穹苍,钦所感想妄淫荒,心优增慕怀惨伤。”倒读亦可成诗。
 

  说老实话,《璇玑图》中的回文诗我不太喜欢,因为读起来如猜谜般似通非通,算不得好诗。不过以八百四十一字排列成几千首诗,文字的奇妙,却是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回文体”中还有一种更奇妙的是,一首诗倒读可以成词,词倒读可以成诗的。举一个例子,顺读是一首七言律诗。
 

  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静灯残未得留。
  风冷结阴寒落叶,别离长倚望高楼。
  迟迟月影移斜竹,叠叠诗余赋旅愁。
  将欲断肠随断梦,雁飞连阵几声秋。
 

  将之倒读,可以变成《虞美人》词:
 

  秋声几阵连飞雁,梦断随肠断。欲将愁旅赋余诗,叠叠竹斜,移影月迟迟。  楼高望倚长离别,叶落寒阴结。冷风留得未残灯,静夜幽庭。小掩半窗明。
 

  据说是清代一位才女写的。作律诗看,对仗不算工整倒读成词,则比诗好得多了。不过回文诗求得通顺已难,和况是可以互变的回文诗词,句法结构和押韵的平仄都要变的。回文诗词而能写到这样水平,也的确是甚见“才气”了。
 

  清代大词人纳兰容若也曾有回文词之作,在他的《饮水集》中有注明“回文”的《菩萨蛮》三首:
 

  (一)
  客中愁损催寒夕,夕寒催损愁中客。门掩月黄昏,昏黄月掩门。  翠衾妆拥醉,醉拥孤衾翠。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
 

  (二)
  砑笺银粉残煤画,画煤残粉银笺砑。清夜一灯明,明灯一夜清。  片花惊宿燕,燕宿惊花片。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
 

  (三)
  雾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花落正啼鸦,鸦啼正落花。  裒罗垂影瘦,瘦影垂罗裒,风剪一丝红,红丝一剪风。
 

  这三首词都是上句与下句成为“回文”的,如上句“醒莫更多情”,倒读成为下句“情多更莫醒”。整首词倒读,也是极协音律的回文词。由于有这两个特点,因此每一句开头的一字和结尾的一字也要押韵,如“客·夕”、“门·昏”、“清·明”、“花·鸦”等是。但最难得的是它不仅“通顺”而已,还有感情,有韵味,有意境。如“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等句,虽是回文,意思并不重复,下句是作更深一层的演绎的。即使不作回文词看,也是“警句”。
 

 

  9、一位记者的旧诗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读过陈凡的诗,不过那不是旧诗,而是他用笔名周为写的新诗,印象并不深刻,读过也就忘了。说实在话,当时对“周为”的新诗和散文,我并不喜欢,文字是优美的,但却有太多的忧郁的情调。那时我还只是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那种苍茫的心境,我是无法理解的。后来我到了香港,和陈凡兄开始认识,知道了周为就是他的笔名,我曾坦率地谈过我的感觉,他说:“你所读过的周为的作品,都是在解放之前,最黯淡的年月写的,那只是一种苦难的记忆。”是的,在旧中国苦难的日子里,许多诗人都感到“寒冷”与“忧郁”,像何其芳就写过像《画梦录》那样伤感的散文诗,又怎能单单怪“周为”呢!
 

  对“周为”的忧郁我是“谅解”了,但却还不知道陈凡兄会写旧诗。直到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悼费穆的两首诗,感情真挚,感慨遥深,才知道他在旧诗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那两首诗都是七律,抄录一首如下:
 

  识君郁郁小城春,才调风华世鲜伦。
  交似忘年输十齿,心伤小别未兼旬。
  苍茫肯信人间阔?寥落尤知故旧亲。
  流水高山残谱在,钟期去后更谁珍!
 

  费穆先生是一位极有才情的导演,他的电影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叫《小城之春》是他所导演的一部片名。这部电影只有五个人物和一只小狗,然而经过费穆先生天才的导演手法,非但一点也不感到单调,而且整部电影就有如一个诗篇。“识君郁郁小城春”。所指的就是这部电影。
 

  陈凡兄是位记者,对国民党旧官场知道得颇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特别愤懑和感慨,一九四四年湘桂疏散时,他有一首绝句道:
 

  湘漓呜咽接黄河,长袖斜眉自舞歌;
  后主风流传遍日,江南隙地己无多!
 

  湘桂撤退在国民党河南大败之后,所以有“湘漓呜咽接黄河”之句;那时蒋介石正和陈立夫的侄女热恋,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美国“医病”,这段“内幕新闻”,作为记者的陈凡是早就知道了的。“长袖斜眉自舞歌”,“后主风流传遍日”两句,所指的就是这一件事。
 

  抗战后期陈凡兄在重庆干新闻工作,眼见国民党让日寇长驱直入,对着剩水残山,他又作了一首七律道:
 

  云暗高城雨满楼,嘉陵东望泪盈眸。
  近来不必窥明镜,此去应知渐白头。
  儿女贫时如宿债,江山劫尽剩乡愁。
  年年归梦随春水,都未因风到广州。
 

  抗战胜利之后,解放之前,他在广州。一九四七年曾一度被捕下狱,他有一首《出狱后题友人山水卷》的诗道:
 

  傍水依山绝俗尘,老松为伴竹为邻。
  我愿桃源作鸡犬,奈何无计避嬴秦。
 

  同年,他到西湖,又有一首绝句道:
 

  曾记当年别灞桥,离愁幽恨未全消;
  可怜秋后身如燕,更羡谁来惜瘦腰!
 

  读这首诗的后两句,我联想起一个故事。以前有个秀才上京考试,为了所恋的一个名妓给人夺去,大病一场,考试当然也失败了。他的父亲很生气,但一见他的诗稿中有“自怜病后轻如燕,扶上雕鞍马不知”两句,便道:“唔,有这两句好诗,还可以恕你!”我不知道陈凡兄那两句是不是由这两句触发的,但其同为好诗则一。不过那位书生是为失恋“瘦腰”,而陈凡兄则是因家国而瘦腰,这其间却是不应拿来相提并论的。
 

  引了陈凡兄几首离乱之作,现在应该引他一首欢乐的近作了。今年夏天,中国民间艺术团来香港演出,他有一首《观荷花舞》的律诗道:
 

  盈盈细步点螺纹,香鬓微凉辟俗氛;
  罗袂飘飘疑有梦,胭脂淡淡似无痕;
  最宜明月银星夜,若怯清风玉露晨;
  忽报凌波归去也,宓妃曾否是前身?
 

  这首诗情调意境都很美,读之真是可“辟俗氛”!
 

                             (选自《三剑楼随笔》)
 

 

  10、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就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有句老话,“诗无达诂”。李商隐的一首《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释。有人说是政治诗,有人说是爱情诗。龚自珍的“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三首》之一)这两句诗,也有人在问:“这是抒写个人、一辈人、一代人的感觉,还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叹息?”(万尊疑《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但“诗无达诂”,却并非是因为那些诗的“每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
 

  据说法文是最“精确”的文字,因此国际条约多是以法文为准。但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写的《水仙辞》,据说却是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而《水仙辞》的诞生,是被法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是比欧战更重大的事”的。呜呼,诗的“精确”岂易言哉?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诵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符合杨振宁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个感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了王勃的《藤王阁序》,他说:“王勃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人力物力,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句,很确恰地道出了初唐时代中国的潜力。以后一百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挥了这巨大的潜力,创建了盛唐的文化,为当时世界之冠。王勃这两句诗,我认为也很确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巨大潜力。”
 

  还有一个佳话,中国年青一代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他以层子理论得到包括杨、李在内的国际物理学家的赞扬),他是这次物理学讨论会的主持人,也是诗词的爱好者。在从化开会期间,他曾写了一首欢迎杨、李二人的诗:
 

  碧带溪流映紫荆,天湖泻瀑注高情。
  春风伴有归来燕,不无诗客赋新声。
 

  倘若不用要求“诗人”的尺度来要求他,这首诗也是颇有意思的。
 

                              (一九二八〇年二月)
 

 

  11、原子物理学家的诗

  原子弹之父的诗
 

  世人皆知,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投掷在日本的广岛的;但第一次原子爆炸则是在美国的阿拉莫哥多(Alamogordo)。用作试爆的科学名称是“原子装置”,这次试爆成功才产生原子弹。据说当原子装置爆炸时,有一位参加实验的物理学家亲眼看到火球越扩越大,心中突然闪过一阵恐怖的感觉,觉得火球会不断地扩大,以至烧光全世界。有美国“原子弹之父”称号的奥本海默博士,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当场写出了几句诗:
 

  假如一千颗太阳的光焰,
  突然都迸射到天空,
  那就会像是──
  至尊的神的光辉。
 

  不错,原子弹的威力是巨大的,一颗原子弹就足以杀伤数以万计的人;但似乎也没有那位物理学家想象的恐怖。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个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鸟儿还是在飞,树木还是一样生长,新的城市也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
 

  在人类进化史上,火的发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恐怕不是“原子弹的发现”所能比拟的。古代有拜火教,创于波斯,称为袄教,影响及于世界各地。曾于唐代传入中国(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就是源于袄教的)。那位物理学家震惊于原子爆炸的威力,和古代人震惊于火的威力的“心态”看来正是一样。我不是科学家,但我有个设想,现代科学正在加速发展,过了几百年,一种什么新的能源可能代替了原子能,而原子弹也要被人当做“小儿科”吧?
 

  在战争史上,机关枪的发明也曾被人当做“最后的武器”;但到了现在,机关枪却已变成“落后”的武器了。奥本海默博士的预测,谁掌握原子弹,谁就是掌握人类命运的“至尊的神”,这个预测,恐怕也会为后人所笑的。(武侠小说就没有谁仗着一把宝剑可以天下无敌的,一笑)
 

  不过,请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我这个说法并非忽视倘若把原子能用于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祸。我和世界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一样,是赞成“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原子能只能是作和平用途,这已经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了。
 

  魔鬼和神一道大笑
 

  《现代科学谈趣》的作者──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杰仁美·伯恩施坦(Jeremy Bernstein)也曾写过一首小诗,诗道:
 

  大自然和自然法则在黑夜里躲藏,
  上帝创造了牛顿就有了光。
  但魔鬼和神一道哈哈大笑起来了,
  创造了爱因斯坦,此人就恢复了原状。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原子物理学的先导,因此诗人把发掘了自然法则的牛顿定律和导致原子能发现的“相对论”相提并论;同时把这两大科学家放在同等位置──都是上帝的杰作。
 

  原子能可以令人类幸福,也可以令人类毁灭,所以原子能的发现令魔鬼和神都大笑起来了。这几句相当“玄妙”的诗,据说就是暗示创造原子弹之后,人就具有魔鬼和神两种性格(或说“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故此用“恢复”二字)。诗人认为把原子能用来准备战争,就是“魔鬼与神同在”的具体表现。他是反对原子战争的。(诗无达诂,对这首诗当然你也可以作别种不同的解释)
 

  《现代科学谈趣》一书,还提到另外一位原子物理学家──主持芝加哥“阿岗国立实验所”原子科学研究工作的罗伯兹博土所写的一首诗,也很“有趣”。这首诗写于六十年代初期,是有感于当时美国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配合军事需要的。诗道:
 

  在一座古老的陆军基地,
  世界上最好的电核器,
  一定花费十亿金元,
  一定发出百亿伏特,
  需要五千学者,花费七年时光,
  才使它活下去!
  当然这机器不过是一座
  更大的机器模型而已。
  那就是物理学的未来途径,
  我相信你们都会赞成?
  ……
  拿开你的十亿金元,
  拿开你那染污了的金子。
  ……
  拿开啊,拿开你那十亿金元,
  让我们再次成为物理学家。
  科学家不愿意为战争服务的心情,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十分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