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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梁羽生家园成立两周年。
杜牧诗云：“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讲的不仅是岁月无声的流逝，还揭示了人生平静的外表下往往是暗流涌动不息，比如梁羽生。移居澳洲的梁羽生和他的小说一样地不咸不淡地平静。陈墨在《重读梁羽生武侠小说》结尾写道：“我甚至想，梁先生或许是一个十分内向之人，心灵世界其实别有洞天，只不过至今仍无人获得其中的确切消息。每一次发现梁先生眼中不经意流露出一抹哀伤神色，我都暗自心悸，却无能找到心扉的钥匙或密码。”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陈墨一贯的作秀风格，但我还是很赞同他的这段话。
一切还是从梁羽生的武侠道德说起。梁羽生自称自己的武侠道义准则是“以侠胜武”，但在我看来梁羽生武侠自始至终贯穿着浓重的左派阶级斗争思想，我觉得这是梁羽生武侠被人诟病为内容刻板，人物僵化的主要原因。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金庸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上发表《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一文回应梁羽生。（现在已经找不到全文，一下引文出自多嘴的江南的《乱谈金梁》）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金庸出语可谓刻薄，戳中梁羽生的痛处。据说梁羽生曾写了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回应金庸。不知道梁羽生是否是借龚自珍的这一首诗答金庸？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翻看梁羽生的小说不难看到，农民义军与官府的阶级斗争几乎永不停止。唐代系列中是铁磨勒的义军，宋元系列中是柳清瑶李思南的义军，天山系列中的金刀寨主、叶成林、回疆、小金川各路义军，相继与官府的鹰爪们、异族侵略者斗争几百年。尤其梁羽生在文革期间的小说几乎成为革命武侠，甚至梁羽生在《风雷震九洲》讲述叶廷宗假冒义军后人叶凌风，充当官府卧底打入义军内部上演无间道，阐述混入革命队伍的敌对分子必定暴露灭亡的真理。在三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中，几乎是不停地宣传革命阶级斗争，在新派武侠中也算是奇观了。一个自称不关心政治的文人，却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宣扬一种政治立场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梁羽生1949年进入香港《大公报》担任编辑，此时《大公报》已经转向成为左派报纸，1954年梁羽生因陈吴比武开始武侠创作，1966年辞去编辑职务专职武侠创作，直至1984年连载完《武当一剑》后封笔收山，1987年沽出在港的家产，移居澳洲。除了1966年因《金庸梁羽生合论》引起争论之外，梁羽生既无金庸在政商界的叱咤风云，也无古龙在自己的江湖中的特立独行，有的只是在武侠小说之外异常的平淡。现有的梁羽生的传记中也很少有梁羽生的在香港那个动荡岁月中的信息资料，文心若水的博客中写道曾经与梁羽生的长子陈心宇当面交流过，甚至也没有多少关于梁羽生当年的信息。所以也只能从现存梁羽生的文章访谈中寻找蛛丝马迹。
梁羽生长期供职于《大公报》，左派的影响自然必不可少。梁羽生武侠创作的三十年中，大陆基本上处于左派的路线之中，《大公报》这样的左派报纸自然也不可避免，并且期间梁羽生还经历十年文革，当然武侠小说也一直没有停止连载。在那个意识形态极端的年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必然要受到影响，思想要路线与组织保持一致。而武侠小说更多的作为一种娱乐性的通俗小说，受到的约束相对要小，否则当年《大公报》也不会开新派武侠的先河，毕竟梁羽生金庸的前辈们如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人此时正在被教育改造。从《龙虎斗京华》中的义和团开始，梁羽生对于自己小说的政治立场是由衷的支持还是违心的妥协？
香港的左派既有霍英东这样与大陆有着悠久战斗友谊的元老，也有六十年代激进的类似于革命小将的理想青年，以及八十年代以后更现实务实的大陆投资主力军。香港著名摄影师蒙敏生曾经拍摄在大陆“文革”期间香港的社会万象，留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纪录。蒙敏生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总结当时的香港左派特征：
“香港的左派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热爱祖国、亲近大陆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不反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行为上关注、呼应大陆的政治风云，甚至表现出政治激进的狂热等等。”
并且评价他的父辈们：“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我对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后来被否定的革命。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感召。”
梁羽生在《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的长文中深刻评价亦师亦友的金应熙，并且写道：“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梁羽生本人早年在岭南大学受金应熙影响，曾经接近过马列主义，但梁羽生本人坦言：“并未成为马列主义者。”梁羽生供职于左派，却并未成为真正的左派。当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梁羽生遭遇那个时代风暴，其中的情况就必然会非常的复杂微妙。
造化弄人，历史往往是戏剧化的。1956年《大公报》为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人开设《三剑楼随笔》专刊，每日一题江湖论剑，也称得上一段佳话。后来金庸辞职，独自创办《明报》，并逐渐成为右派。在1962年难民潮，1963年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以及在香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1967年的“六七风暴”等事件中，《明报》在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交锋中名声鹊起，金庸也因此成为商政界的风云人物。昔日三剑楼的剑客们在这场交锋中兵戎相见，百剑堂主在武侠史上虽然并不出名，但笔名百剑堂主的陈凡是著名的左派记者。在这场左右派的笔战中，陈凡以“张恨奴”的笔名连写《明报的妖言和妖术》等文，攻击《明报》和金庸。1997年9月30日，陈凡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0月6日，金庸参加了他的葬礼，并送了花圈。早在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生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发表在《大公报》“大公园”版：“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卅州年诗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文革期间，陈凡行为失常，身藏小刀，以毛泽东“大刀卫士”自居，对于高举儒家思想《明报》，自是口诛笔伐。而六七风暴中，金庸成为左派的重点攻击对象，被攻击成为豺狼庸，险遭左派暗杀，不得不外出避祸。而此时的梁羽生既未如金庸那样向右转自立门户，也未像陈凡那样成为狂热的激进左派，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如同在三剑楼中的位置一样，梁羽生虽然受过左派师友的影响，并且自己处于左派体制之中，却游离左派右派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三剑楼的另外两位剑客，金庸从左派的体制中脱离出去，并且以叛逆者的姿态挑战自己曾经处于的体制，而陈凡以体制卫道者的身份狂热捍卫自己所处的体制。抛却政治与历史的结果，他们都是主动地去挑战或者维护体制，而梁羽生更多的是在体制中被动地生存。这就注定梁羽生不可能像金庸明确地在小说中暗讽大陆的左倾政策，也不可能像陈凡那样坚定地拥护左派的政治立场。或许更多是像文革中的文人那样被动地服从，如巴金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遵命文学”或者“长官意识”。但梁羽生在武侠这块政治上的边缘地带中却又企图反抗体制的制约，或者说在体制之中获得灵魂的宁静。
很多人都知道金庸曾经求职于外交部，结果因为出身问题梦断京华，并且遭遇了老父遭大陆镇压的惨剧。这一系列的变故以及金庸的性格决定了最终金庸以右派的姿态挑战他曾经身处的左派体制。但很少人知道梁羽生的父亲也同样遭到了大陆的镇压，并且梁羽生企图回乡救父，被朋友劝阻，没有受到牵连。虽然二人的父亲后来都给予了平反，两人都表示对此释然。但除了能够知道他们当年的痛苦之外，无法了解他们父亲被左派镇压又供职左派报纸的心态。当然我们知道的是，两位同样因为武侠闻名于世的年青人，一个脱离了左派的体制，并且挑战这个体制，时至今日功成名就；而另一位则留在了这个体制之中三十余年，晚年在看似平静中远去澳洲。
由此联系到帖子的题目，就很容易联想到《肖申克的救赎》。少年时看《肖申克的救赎》，当看到安迪在越狱的大雨之夜，仰天享受自由的雨水，热血沸腾得久久不能平静。后来经历了岁月之后，关注得更多是监狱所象征的体制对人的改变，如老布出狱后的自杀，瑞德出狱后的困惑，以及安迪等人身处体制之中的态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把监狱看做一种典型的规训作用形式，而规训的任务是制造新人，是按照权力的要求制造温顺的主体。其实监狱只是一种体制，而体制无处不在。如同剧中的经典台词一样，“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正因为了有了体制，才有体制中的灵魂救赎。
梁羽生处于体制之中，他也要被体制化。对于梁羽生的生活，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梁羽生是纯粹的书生，所以十分的低调平静，无法知道是否是体制化的结果。但在梁羽生武侠中的体制化就是无休止的江湖革命义军与官府反动派的战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梁羽生作为那个时代中国人以及香港人，加上左派的影响，有很强的民族自尊感。所以梁羽生笔下的义军多半是反对异族侵略，当然在天山系列，由于满清是合法政府，反对异族侵略与反对官府就合二为一了。梁羽生武侠不仅贯穿着江湖革命义军，还有维护政治立场与侠义道德的江湖系谱，那就是天山派。天山系列是梁羽生武侠的主体部分，创作时间上从早期的《塞外奇侠转》《七剑下天山》到晚期的《弹指惊雷》《绝赛传烽录》，人物系谱上从《还剑奇情录》中陈玄机开始，由张丹枫、霍天都凌云凤延续到晦明禅师、白发魔女创立天山派，再由天山七剑，唐家父子到金世遗家族，最终到云紫萝家族结束。天山派与义军制定了梁羽生武侠的江湖道义框架，并且维护这江湖的秩序。革命义军是梁羽生左派政治立场与侠义道德的明场体现，而天山派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暗场支撑。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般架构是，由于阶级斗争衍生出的正邪不两立导致官府与义军的对抗斗争，延伸到江湖之中，由天山派所代表的侠义道对决官府武士集团如大内总管、锦衣卫统领以及邪派江湖人士。义军与侠义道的各代传人对决官府各任武士集团的领导，反反复复的斗争演化为梁羽生江湖的革命斗争史。其实一般的武侠也不过是一代又一代的江湖正邪斗争史，只是梁羽生把左派的阶级斗争引入其中，并且他自己都未必信服的说教，招惹读者反感也在所难免。
如果梁羽生仅仅是如此的体制化革命武侠小说家，固然他诗词功底深厚，固然他身处体制之中令人同情，最终他的武侠也会被历史遗弃到旧纸堆里。梁羽生在武侠构建具有左派的体制同时，也在不时地破坏着小说中的体制，于是在正襟危坐的革命大侠堆里总会不是冒出些许异端出来。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与义和团有关，尽管此书现在看来很是粗糙，而且左派的政治立场比较明显，但梁羽生后来曾经援引鲁迅对义和团的看法，认为义和团是兽性的爱国主义。梁羽生在确立自己风格的《白发魔女传》关于卓一航的塑造上，就脱离左派的政治立场。梁羽生在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座中曾经提到，当时连载时，左派的看法是卓一航应该被转化过来，成为坚定的革命分子，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幸好梁羽生坚持了自己的看法，才没有把赖以成名的小说变为武侠版的《青春之歌》。梁羽生曾经说过，当年小说连载的时候，在《大公报》连载政治性较重的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连载政治性较轻的小说。如政治色彩较重的《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等均在《大公报》连载，而《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等则连载于《新晚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私家侦探的《重读梁羽生》）。
在梁羽生的小说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女主角往往要比男主角强势。究其原因部分因为左派的妇女解放思想，我觉得更多的是梁羽生被动地处于体制之中，没有勇气能力或者机会去脱离挑战体制，在小说代入到男主角中就形成了软弱、犹豫的形象气质，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女性人物身上。由于女性人物往往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并且感性大于理性，所以梁羽生笔下的女性人物除了有时会有革命气息外，一般都是引导男人进步的自由主义女神。典型的如卓一航李逸等人物。卓一航在武当派的责任与自己的爱情之间的犹豫，尽管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梁羽生刻画得很细腻深刻，但武侠毕竟有很重的意淫色彩，不免显得软弱拖拉，没有江湖儿女敢恨敢爱的豪情。再如李逸，出场也是张丹枫的名士派头。但在李唐易主的时刻，作为王孙，事业上李逸在与武玄霜的对抗中惨败后迅速心灰意冷，远遁塞外；感情上，徘徊于武玄霜、上官婉儿、长孙璧之间优柔不决。金世遗虽有毒手疯丐的愤世嫉俗与梁羽生的厚爱，坦白的讲他还是很软弱的，最终还是被梁羽生的武侠体制驯服，成为所谓的大侠。所有男性人物中也只有张丹枫一人配得上“亦狂亦侠真名士”，不仅有着侠义之风，还有兼济天下的国士之风，基本上没有革命道德气息。
梁羽生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半是英风侠骨，光彩照人。而梁羽生对自己武侠体制的破坏也往往是由笔下女性人物凄美的爱情故事来实现的。如早期的白发魔女、飞红巾，虽然她们都革命侠士的出身，但更多的是以一夜白头的凄艳来展示她们爱情与人格的光彩。白雪无垠的天山上，练霓裳的绝世容颜映衬着青丝如雪，纵横江湖谈笑自如的江湖豪情，神伤魂断斩不断理还乱的爱情，误了时光的优昙花，叹一声造化弄人，将无限风姿镌刻在天山似乎无古无今无来无往的无尽时空之中。这样浓烈的诗意浪漫岂能是僵硬的武侠体制所能限制得了的？再如《女帝奇英传》本是为武则天翻案的小说，最终还是不自觉地成为了一段天山脚下的爱情凄美。武玄霜出场时俨然武则天的政治打手，但是还抛下郡主的威严尊贵，以及梁羽生所赋予的侠义道德，追寻自己触手却不可及的爱情与自由。十年的恩怨情仇最终化为李逸的一个托付，将最疼爱的幼子托付给自己心中最爱的人，对于武玄霜与李逸来说都是一种凄然的爱情补偿。
梁羽生小心翼翼地地在符合左派政治立场的武侠体制中编织自己的爱情悲剧，以在体制的高墙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肖申克救赎》中，安迪为狱友播放《费加罗的婚礼》，在那一刹那，身陷囹圄的犯人在心灵的宁静获得了自由。梁羽生似乎很钟爱这样的宁静，将他笔下的痴男怨女放置在遥远的藏边回疆，碧空如洗、冰雪如画、绿草如茵的自由天地中，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侠义道德，甚至没有看客，梁羽生的凄美爱情天籁般地自由回响。
如果说这些爱情悲剧是梁羽生自我的灵魂宁静的话，那《云海玉弓缘》与厉胜男则是梁羽生灵魂的自我救赎。在厉胜男以前或者以后，梁羽生的爱情悲剧或是因为出身差异，或是因为家族仇恨，有的干脆是血缘关系造成的，而厉胜男的爱情与这些基本无关。对于厉胜男的争议也很多，有人认为厉胜男过于野心膨胀，有人认为厉胜男对爱情追求过于强烈，有人认为是源于人性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但对于梁羽生来说则是，厉胜男彻底挑战了他的武侠体制以及他内心深处永远不敢翻越的体制高墙。梁羽生笔下的人物多半极其遵守他的武侠体制，即使张丹枫、练霓裳等人也只是超然。而厉胜男如蛇岛下汹涌的岩浆喷薄而出，以极其强大的热量与力量冲击着梁羽生体制下的江湖，梁羽生牢不可破的武侠体制终于在厉胜男岩浆般生命力的灼烧下破溃。厉胜男出身邪派宗师乔北溟门下的厉家，身负满门四十三条人命的仇恨开始短暂而耀眼的人生。在小说中，厉胜男近乎以不择手段的痴狂偏执追逐着自己人生和情感的目标，历经千难万险胁迫金世遗获得江湖三百年梦寐以求的乔北溟武功秘籍，并杀死江湖两大邪门顶尖高手孟神通和西门牧野报得家仇；最终携玉弓独上天山挑战天山派掌门人唐晓澜，用尽手段、计谋、勇气甚至生命压倒天山派，夺得天下第一高手完成家族的使命；厉胜男用情用到极端，为了争夺与金世遗的爱情，用尽手段百般要挟，不惜自断经脉，杀害无辜，直至以命相搏，为了逼迫金世遗成亲，舍命战胜唐晓澜，死在与金世遗的新婚之夜。坦白地讲厉胜男身上有很多的人格缺陷，但她有着赫拉克剌斯般战胜命运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水浒》狂欢英雄们的破坏力，更有梁羽生笔下女性对情感与自由极度的执着。厉胜男实际上是梁羽生的一次精神狂欢，她破坏着所有的清规戒律，她藐视并战胜所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她狂热而纯粹地追逐爱情与自由。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她的脚步，死亡也不能。当厉胜男以自爆生命的方式战胜天山派，当金世遗在厉胜男无可抗拒的情感面前正视自己的情感，厉胜男死亡前绽放的笑容成为了处于体制之中的梁羽生自我的救赎。
在以后的岁月中，梁羽生再无厉胜男式的人物。文革期间，梁羽生埋头著书，武侠成为梁羽生在政治风暴的避难所，也成为地道的遵命文学，革命武侠了。当左派体制的高墙渐渐坍塌，梁羽生也渐渐开始转变，诸如《弹指惊雷》《剑网尘丝》等书中略显偏激的杨炎、齐勒铭。不过当从体制的高墙走出来时，更多的是迷惘与彷徨，同样的情绪也反应在梁羽生晚期显得有些混乱的武侠小说中。1984年梁羽生连载完《武当一剑》后宣布封笔，三年后声称老来从子移居澳洲。至今，关于梁羽生的采访不少，梁羽生本人也陆续写出文章反思自己的人生，但由于商业或者政治的原因，这些基本上都是隐约提到当年旧事，并没有系统对梁羽生整个人生的分析总结，无法知道梁羽生漫长人生的心曲，也无法知道面对澳洲的碧海蓝天梁羽生是否如安迪与瑞德那样找到理想中的自由天地。上半年传出梁羽生在悉尼中风，八十多岁的老人这样的身体状况对于著书立说已经不可能了，恐怕梁羽生看似平淡实则复杂的人生经历将会成为一个秘密，供后人猜测。
回顾梁羽生的一生，不难发现所谓梁羽生以及他的武侠小说的平淡并不平淡。还是对比曾经同样处于左派体制之中的三剑楼的另外两位剑客金庸和陈凡。金庸一直以强势的姿态出现：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中，明写看似左派革命团体的红花会，其实已经叛离了左派的政治立场，而且金庸将这种叛逆发扬光大，成为成功的体制叛逆者挑战者。当大陆结束左派政治之时，金庸再华丽一个侧身，当年的叛逆者赢得无限风光。本着对金庸本人不予置评的角度，金庸是比安迪更加彻底也更加现实的叛逆者，他有更大勇气和更强烈的意向争取他的名利最大化，而安迪追求的还是好莱坞商业童话中的碧海蓝天。对比右边的金庸，陈凡是坚定的左派，可以说他被完全体制化，也可以说他理想化到极端，他遭遇的是比金应熙还要强烈的左派或者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我觉得金庸与陈凡其实是一类人，他们具有超越平凡人的雄心或者野心，只是在时代的歧路口他们分别向右转向左转，古往今来的历史也往往是这样的人和事所组成。就像很多观众对安迪的19年越狱的漫长与恐怖感到绝望一样，大多人处于一种体制之下更多的是扮演瑞德和老布的角色，逐渐适应某种体制的生存直到这种体制的坍塌。尽管《肖申克的救赎》是极其优秀的电影，但还是把现实概括过于简单了。大多人也并不像老布一样脱离体制之后去去杀，人苟且偷生的惯性太强了；也不像瑞德一样超然，更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去找到墨西哥的海滨。
梁羽生平淡下的复杂微妙反而可能是平凡人最真是的选择。同样处于左派体制之中的梁羽生，没有金庸陈凡那样鲜明的左右立场，他是中间人；作为处于党派倾轧之间的中间人，会同时受到两边的压力，也往往会因冷静的中间立场成为党派之争的牺牲品与人格上的高洁者，如李商隐、苏轼。但是梁羽生不是，他没有成为坐或者右的成功者或者失败者，也没有成为当时各方诋毁日后万人景仰的中立者，他像他的武侠小说一样留下了不为人注目的平淡，而在这种平淡下存在着三种悖论：
1、关于左派。梁羽生在大学期间有倾向左派的激进，东方红太阳升的背景下，青年学生必然会为之激动。但显然梁羽生早早就与左派保持着距离，老父之死可能是一种刺激，从梁羽生对义和团和卓一航的看法上可以看出，梁羽生不是真正的左派。但是梁羽生并未像金庸一样脱离左派，而是一直停留在左派之中，直到时间将自己与左派分离。其中的原因是左派一如深似海的压力，还是著书本为稻粱谋的压力？毕竟左派的体制不是监狱的极端体制，更何况体制也要体制的好处。梁羽生在左派体制承受重压的同时，也实现由体制高墙带来的利益，家庭稳定，夫妻和睦，儿子也培养为留洋博士。体制化带来的压力与权利使得梁羽生与左派恩怨交织。
2、关于武侠。在梁羽生的心目中，不免有轻视武侠的看法，毕竟武侠有先天的不足。诸如如果梁羽生从事纯文学创作，恐怕成就不仅如此的观点，也经常出现在对梁羽生的评价中。客观地讲，梁羽生诗词功底深厚，但若是仅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古诗词占得历史上的一席可能性更小。梁羽生的散文给我感觉是更加的平淡。或许如梁羽生本人所说：“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有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武侠不仅给予梁羽生名利，还帮助梁羽生躲过了文革中的政治风暴。梁羽生创作武侠时，坚持宣传左派政治立场，力不从心地粗糙应对大量地文债，梁羽生显然是把武侠当做应付体制和市场的工具，这个方面上梁羽生对待武侠是不认真，不诚恳的；在以武侠与体制和市场周旋的同时，梁羽生将武侠看作释放心灵压力的端口，才有了梁羽生平庸武侠中的精彩夺目。
3、关于人生。或许有人会说梁羽生有些消极软弱，在随波逐流中明哲保身，只不过运气好，第一个写了武侠，才有了现在的江湖地位。其实不然，梁羽生移居悉尼后，曾经在《冒险到底》一文说诉说梁羽生不为人知的一面。梁羽生曾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是怀揣20元港币，在生存的惶恐中只身闯荡陌生的香港；也曾经在《大公报》小有成绩之时，冒着风险涉足他很陌生的低谷中的武侠小说；直到74岁高龄，疾病缠身的梁羽生冒险去做极其危险的心脏手术。梁羽生在访谈中曾经说过他是金世遗与张丹枫的混合体，我觉得还应该加上卓一航李逸等等软弱迷惘的男性人物。在人生时间空间的岔路口上，冒险到底与徘徊不前，意气风发与隐忍迷惘，文人诗意与凡人世俗，各种生命的矛盾融合为梁羽生的平淡泊然。
对于梁羽生的人生，我觉得他给予读者的不是仰视的光环，更不是警惕的失败，甚至不是阅读小说般感慨，而是真实的平视，从在体制三十年悲喜交加为平淡的人生平视同样处于某一种体制之下的自己的人生。而对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更像是从一个简单或者散漫甚至错误的开始出发，命运也好，性格也好，终究遮不住最真实也是最动人的心灵之声，在起起伏伏的过程中达到梁羽生可能达到的武侠顶峰，完成了类似于《春江花月夜》对宫体诗的救赎。
2008-11-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