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剑楼随笔》看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

梁羽生家园

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　马幼垣

　　新派武侠小说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登场。筚路蓝缕的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依首次发表作品的次序）先后在左派报纸的副刊开始其写作武侠小说的生涯，故香港《大公报》于1956年10月底为他们设一专栏，取名《三剑楼随笔》，每日一题，不限范围，由他们三人不定循环次序地各书己见。专栏维持了三个多月，得文八十余篇，便无疾而终。
　　四十年岁月定乾坤，三人之所成判若日月。这事史有定论，不用多说。要说的是三人（特别是日后成就最着的金庸）在写武侠小说之初，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因为梁羽生和金庸在封笔之前很少现身说法地谈论其作品（百剑堂主封笔得早，不必多讲），《三剑楼随笔》应可助理解他们当时读书和写作的旨趣究在何处。

　　一、《三剑楼随笔》的出版背景和研究状况

　　五十年代初期，新派武侠小说崛起香港。作者的才华、作品的风格均大异于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武侠小说。
　　自这段始创时期至金庸和梁羽生（陈文统，1926-）于1972年及1984年先后分别封刀，香港风起云涌的武侠小说文坛长期由金、梁二人任盟主。他们的作品紧接地连续出版，写作期间现身说法的解释则很有限。其中金庸对自己和时人作品的解释比梁羽生还是少得多。其实，要理解他们开始写武侠小说时的读书和著作旨趣，倒是有一份相当现成的资料，那就是本文要析述的《三剑楼随笔》。
　　1956年10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版登了一段预告：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　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隔了一日，金庸就首先为这系列写第一篇随笔。随后在间有跳期，和三人不按次序登文（未尝一人连写两日）的情形下，刊至1957年1月30日，便无疾而终，得文84篇（每篇之后，均有作者手书签名）。其中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各写28篇（最后一篇是百剑堂主拉杂的结语，或不能算是正常的一篇）。
　　以《三剑楼随笔》为名的单行本很快便由香港的文宗出版社在1957年5月刊印出来。书籍和报刊性质不同，单行本和见于副刊者确有小别：篇目次序有小异、百剑堂主删去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若干读者来函收为附录、标题偶有改动、各篇之末易手书签名为（百）、（羽）、（庸）字样。既然这些改动都是作者在原文脱稿后迅即作出的决定，我们就不必拘泥刊于报章者的纯真了。
　　这八十多篇文章对理解金庸等三人在启创香港武侠小说文坛时的旨趣十分重要。这点虽够明显，但一般研究者因难有检阅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报》的机会，而出版已四十多年的单行本又同样罕见。2 故此，迄今很可能仅得一篇专题讨论《三剑楼随笔》（且是直接根据副刊版本）的研究文字。3 这篇作者署名为陈永康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但虽仅发表了一年，却因刊登在香港的报纸副版，找来一看（即使在香港）并非易事。这些都是在讨论《三剑楼随笔》前，得先弄清楚的。

　　二、百剑堂主究为何人？

　　正如《大公报》发表《三剑楼随笔》前的预告所说的，在香港撰写武侠小说的风气始自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三人。
　　《大公报》开始刊登《三剑楼随笔》时，梁羽生已刊完《龙虎斗京华》（《新晚报》〈天方夜谭〉版，1954年1月20日-1954年8月1日）、《塞外奇侠传》（《周末报》，1954年5月-？），4 和《草莽龙蛇传》（《新晚报》〈天方夜谭〉版，1954年8月11日-1955年2月5日），以及正在《大公报》〈小说林〉版发表《七剑下天山》（1956年2月15日-1957年 3月31日）；金庸已刊完《书剑恩仇录》（《新晚报》〈天方夜谭〉版，1955年2月8日-1956年9月5日），和正在《香港商报》〈说月〉版发表《碧血剑》（1956年1月1日-1956年12月31日）；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则仅开始发表了几天（《新晚报》〈天方夜谭〉版，1956年9月9日- 1957年7月29日）。
　　这样说来，百剑堂主动笔最晚，出版量也最少。按常理（且不说日后知名度之别），三人中居领导地位者应不是他。实情却相反。
　　《三剑楼随笔》初刊报章时，因分日不按次序地刊登，作者并无名次之别。刊印单行本时，则排名总应有先后之分。按现今的观念，金、梁、百的排次当是众无异论的。书的排名却是百、梁、金。连刊登副刊时和出单行本时的《三剑楼随笔》五字标题也出自百剑堂主之手（对照签名即知）。最后的结语（内含报刊和单行本两版本分别的解释），和在单行本书首加的〈正传之前的闲话〉介绍文字悉由百剑堂主一人执笔。从这些角度去看，说三人同意以百剑堂主为首，应不是臆度之言。
　　这情形有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百剑堂主年长于金、梁二人（金长梁二岁，分别不算大）。解决之法，还是得先弄清楚百剑堂主是谁。
　　究竟百剑堂主是谁，不要说一般读者不知道，连研究者亦多不晓得。
　　潘亚暾、汪义生的《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指百剑堂主为左派报人陈凡（1915-1997）。6 可靠与否，不易判断。但陈凡有自传，见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传中列出年月日齐全的诞生日期。（按陈凡的知名度，只有他本人才说得出来），7 内全不提百剑堂主这笔名和用此笔名写的《风虎云龙传》。在这情形之下，要指百剑堂主为陈凡，确很难教人信服。
　　证据还是有的。陈凡在前年（1997）9月29日逝世后几天，梁羽生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版刊一诗追悼，编者亦附加说明：
　　按：《三剑楼随笔》系当年由陈凡、梁羽生、　金庸三人轮流执笔撰写的杂文专栏，脍炙人口，极受欢迎。至此，百剑堂主之为陈凡始不复再有疑问。
　　百剑堂主的身份虽确定了，但他和他写的《风虎云龙传》在武侠小说史上几乎无纪录可言。在近年为数不少，往往颇厚的武侠小说辞典当中，尚未见有任何一种提及百剑堂主或其武侠小说。8 完全不理百剑堂主及其《风虎云龙传》，当然是编撰这些辞典者之失。9 摆在眼前的事实还是很简单。陈凡写完那本说不上有什么影响力的《风虎云龙传》后，意兴阑珊，再不沾手武侠小说了。他以后的成绩，除了替香港的左派报纸写政论外，其他就没有给读者留下明显的印象。
　　《三剑楼随笔》不是一本值得独立研究的书。仅从帮助我们理解武侠小说在香港创始时主要作家的兴趣所在这角度去看，此本闲书才有探研的价值。说明了这一点，以下的讨论不多讲百剑堂主就不用再解释了。

　　三、棋话连篇

　　《三剑楼随笔》话题很杂，分析起来，不能每样都讲。况且书中不少新闻意味很重的篇章，过了四十多年，早成明日黄花，自可不论。虽则如此，只要仅以金、梁二人为谈论中心，篇章按类归纳，这本书还是不难处理的。
　　按讲的次数而言，书中最突出的话题是棋艺（围棋和象棋）──梁羽生七篇、金庸三篇（百剑堂主不谈棋艺，下遇这种情形，不再注明）。
　　金庸写的虽仅为介绍性文字，他已特别指出他在《碧血剑》中如何利用奕棋布置情节。其实《书剑恩仇录》早有对棋的描写了。金庸后续发挥以棋局入稗的手法，在《倚天屠龙记》（1961年）、《天龙八部》（1963-1965年），和《笑傲江湖》（1967年）几臻化境，虽是后话，串连起来看，该有助于明了金庸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成长过程。
　　梁羽生的情形则不同。他之于博奕，着迷入痴之程度尤过金庸。虽然他亦以棋局入小说，如《萍踪侠影录》（1959年），但他在《三剑楼随笔》讲的棋话却不易和他写的小说连起来看。理由很简单。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写的七题棋话，讲的仅是当日棋坛（围棋和象棋）高手如杨官璘、朱剑秋、吴清源（1914-　）、何颂安、王嘉良和他们当时的战绩。金庸棋话三题中，亦有一篇是讲吴清源的。13 江山代有才人出，四十余年过去了，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自然大大不同。随笔应一时兴致与价值观念而写，久存性难免受局限。占了《三剑楼随笔》几乎八分之一篇目的棋艺话题，除了有助说明金、梁二人因何以奕入稗外，对分析有关小说书中涉及棋的情节，并不能说有很大的关联。
　　与棋并称的琴、书、画又如何？这些在金、梁小说中层出不穷，而读者也百看不厌的技艺，《三剑楼随笔》全欠奉。有的仅是金庸谈香港女水彩画家李克玲的作品，不必与武侠小说强拉上关系的一篇。

　　四、数理精微

　　金庸和梁羽生均以才高八斗，纵横杂学见称。他们虽然不在这系列谈琴、书和画，奇招还是有的。其中最教一般治文史者摸不着头脑的是数学。
　　《三剑楼随笔》中，梁羽生和金庸各有一篇发表日期很接近的数学文章。16 梁羽生的一篇还算是一般性的介绍之作，金庸谈圆周率则综引古今，深入浅出，很见功力。早晚会有人在谈金、梁小说的技艺时，扩展范围及于数学的。这两篇随笔该有参考价值。
　　谈完圆周率，金庸还在该篇提供一项写作《书剑恩仇录》过程的资料。他写《书剑恩仇录》时追查过海宁陈家的史事，众所周知。但一般读者并没有他于参考史家孟森（1868-1938）那篇著名遗作〈海宁陈家〉之余， 还做过不少独立探究的印象。在这篇讲圆周率的随笔末段，金庸说他追查到与陈家洛父陈世倌同辈的陈世仁（1676-1722）不仅为康熙翰林，更是一个所学有成的数学家，并指出所著《少广补遗》‘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金学研究固早精细入微，知见所及似尚无人通过这项资料去证明金庸撰写《书剑恩仇录》的艰辛。

　　五、西方电影和小说的影响

　　金庸曾从事电影事业，且以电影手法入小说。这虽早是金学领域里的老生常谈，18 读《三剑楼随笔》者还是希望在书中能看到有关电影的讨论。
　　金庸不教读者失望。系列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谈美国小说家该隐（James M. Cain, 1892-1977）《相思曲》（Serenade, 1937），小说原书和电影改编版的异同。金庸毫不留情地抨击荷里活电影界的庸俗市场倾向如何向一本文字优美、故事感人的小说作出各种粗暴的任意改动。
　　这是金庸初撰武侠小说时不满市场主导文学创作和作品改编的明确表示。这里带出一个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而早晚该有人试图回答的问题──金庸撰写小说与市场需求的关系，特别是由原本改写为今本时（以及现在再进行别一次修改时）的关系。
　　讨论小说《相思曲》时，金庸一并谈及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 1899-1961）、费兹路（Francis Scott Fitzerald, 1896-1940）、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几个他倾心佩服的美国小说家。这样一来，读者不难会以为金庸对盛名的美国小说家有偏好，因而教人联想到此等作家的小说对金庸究竟有何影响的问题。
　　《三剑楼随笔》能帮得上忙的例子确有一个，就是点出《倚天屠龙记》的金毛狮谢逊出自梅尔维（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笔下大白鲸无比敌（书名一样，Moby Dick, 1851）。原来在《明报》开始发表《倚天屠龙记》（1961年7月6日）前四年半，金庸的脑海中已印上谢逊的形象。
　　金庸在《三剑楼随笔》一连用无比敌为题写过两次。20 西方文评家对无比敌的诠释五花八门，理论挂帅，乱套‘主义’。金庸依从英国小说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看法，不相信那些解梦式的玩意儿。他相信的是书中表达出来的愤世嫉俗的强烈呼声，和接近疯狂的憎恨感与复仇欲，以及模棱两可的善恶观念。单说谢逊是无比敌的化身是不够的，说他是大白鲸和亚海勃船长（Captain Ahab）的混合化身固然较切实情，还不如说金庸在移植的基因上做了一次中国化和真实化的成功实验。
　　梁羽生的情形有几分近似。梁羽生第一次为《三剑楼随笔》系列写稿时，就坦然讲出一件他乐于承认之事。他说有个中学生读者看出《七剑下天山》的重要人物凌未风就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处女作《牛虻》（TheGodfly, 1897）中的十九世纪初义大利革命份子牛虻，并骄傲地承认不单事实确如此，还指出牛虻的化身是一析为二的，由凌未风和易兰珠（天山七剑客中二人）来分任。
　　梁羽生点明《牛虻》和《七剑下天山》的关系也不止这一次。差不多十年后，他在那篇故弄玄虚，托名自褒，暗贬金庸，在武侠小说研究史上成为异品的文章里仍乐书不倦。
　　国内研究武侠小说史者亦有附和的，把梁羽生的袭用牛虻说成是传奇性的文坛盛事。
　　这种美誉，不管是自夸的，还是人封的，确有说明究竟的必要。
　　《七剑下天山》和《牛虻》的关联连一个买不起书，要在书店把书读完的中学生（没有低估其能耐之意）也看得出来，袭用者之消化不良本不必代辩。可是我们要管的并不是消化程度的问题，而是梁羽生怎会选中一本虽原以英文书写，在西方文坛却给人遗忘得几乎一干二净的小说作为模仿的对象？
　　首先我们应明白，伏尼契及其赖以存名的小说《牛虻》的声誉绝不如一般中国读者印象中崇高。其实她是一个《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微知卷〉（Micropedia）部分不管，连专纪录世界女作家的辞典如Katharina M. Wilson, et al., Women Writers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Publishing Inc., 1997）也不理的爱尔兰女作家（她的姓不是爱尔兰姓氏，因她从夫之波兰姓）。即使是仅以爱尔兰作家为记述范围的辞典也有不少撇开她不提。25 她的书不只《牛虻》一本，但其它的仅能算是在出版史上查考得到纪录之物而已。
　　这本遭西方文坛摒弃的小说为何不单会变成梁羽生心爱之书，中国的研究者还可以抄录若干段落来和《七剑下天山》作比较， 甚至连靠在书店揩油的香港中学生也熟悉？无他，这本小说在西方虽不受欢迎，它之讲革命和歌颂爱国情操却使其成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畅销书。五十年代的中国唯苏是从，还以为《牛虻》是普及世界的作品，遂于1953年由李俍民译成中文，印行一百多万册，使之顿成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名著。文革以后，此书各种新版本的相继出现更使其在中国的流通历久不衰。这虽是后来之事，也足以说明当日梁羽生受假象影响的程度。
　　就算没有给假象误导，梁羽生喜欢政治挂帅的作品也是事实。在《三剑楼随笔》里，他有一篇介绍苏联小说（读的应是中译本）的文章。原来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类歌颂共产主义支配的国家万样好的作品，他也读得津津有味！
　　讲完这些，就不难看出五十年代中期的金庸和梁羽生虽同在赤报工作，后者的思想要比前者左得多。至于二人同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有一很明显的分别。金庸直接读原书，选择是自己决定的。梁羽生依靠译本，选择是别人圈定的。选择性质之异是否会影响到接纳、消化、运用等方面，续谈下去，涉连很广，就不必在此讨论了。

　　六、《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性德和傅山

　　武侠小说讲过去的故事，让历史人物穿插其间，不管他们是要角还是闲角，对增加小说的真实感总有补益。如果金庸和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解释一下他们选用的历史人物，该多理想。
　　话虽如此，局限性仍难免。《三剑楼随笔》出炉的时候，金庸和梁羽生已写和正在发表的武侠小说合共仅六本，涉及的历史人物不算多。幸而在这本随笔集内，还是能够找到两个配合说明的例子──《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性德（1655-1685）和傅山（1607-1684）。后者在书中的份量比前者重，但在《三剑楼随笔》中梁羽生仅提供他对纳兰性德的看法。梁羽生为这系列写了三篇讲纳兰性德的随笔。28 首两篇讲纳兰性德的生平和推崇他的词在词史上的古今独步，还没有超越一般文学史事讨论的范围。第三篇就奇了。他解释《七剑下天山》如何用暗示的手法点明纳兰性德懂武，且武艺不算差，但距离高手的程度甚远，更无法和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相较。这岂非正是梁羽生的读者梦寐以求的说明！
　　看见梁羽生谈得高兴，金庸也加入讨论，并开辟一新话题，讲纳兰性德好友吴兆骞（1631-1684）因科场事件而充军新疆的冤狱，以及纳兰和另一挚友顾贞观（号梁汾，1637-1714）经历十年设法营救之事。 香港和上海的读者对这一连串的讨论反应热烈，甚至有爬疏钩玄，参加探索者。30 这显然是整本《三剑楼随笔》谈得最起劲，所讲最历久如新的话题。
　　梁羽生没有谈在《七剑下天山》书中较纳兰性德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傅山。倒是百剑堂主越俎代庖，写了一篇简介傅山的文字。该文仅说明傅山是明末清初志崇节高的隐士而已，完全没有交代梁羽生如何配套此历史人物入《七剑下天山》的情节内。
　　要明了金、梁二人创作武侠小说之初怎样利用和处理历史人物，以求达到虚实相配和平衡，《三剑楼随笔》帮得上点忙。它有梁羽生的例子，但没有金庸的例子。
　　利用《三剑楼随笔》的园地，说明当时已发表的作品，梁羽生比金庸积极。除了解说如何表达出纳兰性德懂武艺外，他还诠释《七剑下天山》中一段冒浣莲替桂仲明解梦（两人均列名天山七剑客），因而助其恢复记忆的故事，是根据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释梦学说而写成的。33 这种消息虽属一鳞半爪，对赏析他的作品还是有‘夫子自道’的作用的。
　　认为《三剑楼随笔》有助理解梁羽生早期作品的话，还得留意梁羽生和金庸之间有一分别。梁羽生绝大多数作品成于写作《三剑楼随笔》之后（后期和前期作品数量的比例为31对4），比例较金庸大多了（金庸的后期前期数量比例为12对2，仅算长篇作品）。《三剑楼随笔》以后，金庸没有出版过随笔集。 梁羽生其后最少有四本个人随笔集。 若要整体讨论梁羽生的小说，这些随笔集自然不可或缺。这些题外话是有说明的必要的。

　　七、其他历史人物的讨论

　　除纳兰性德外，梁羽生还谈到玄奘（602-664）。 那是很难以要角形式写入武侠小说的人物，可以不论。
　　金庸写小说，对历史忠诚交代的执着，和梁羽生一样强烈。小说初在报纸或期刊发表时，受时空之限，史观的诠释和复杂史事的陈述都很难和谐地安插入文内。金庸在七十年代修改原本为今本时，没有了这些限制，历史方面的补充话不少就用附录的方式向读者交代。这些附录也给金庸提供了讲明他对某些史事有特别观感的机会。
　　金庸虽然这样究心历史真相，却没有在《三剑楼随笔》里讲及《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两书中的历史人物。那么他有没有谈到以后续写各书中的历史人物？这显然是喜读金庸小说者关心的问题。
　　按人物的先后年代，金庸在《三剑楼随笔》谈到两组历史人物：
　　(一)马援（前14-后49）、汉光武帝刘秀，和在交趾起义而被马援剿杀的二征王（征侧、征贰两姊妹）。
　　(二)郭子仪（697-781）、唐代宗李俶、沈后、升平公主（打金枝故事的女主角）。
　　两者都可以构思为曲折离奇的故事。但金庸从未采用汉唐为武侠小说的时代背景，已封之刀也不会启封，难道他对这两题材的喜爱就真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这事涉及一个金庸和梁羽生共同的情况。他们都想在再执笔创作时写历史小说。
　　梁羽生的计划似较易实现。梁羽生在未入岭南大学念经济前（1949年毕业）已师事太平天国史家简又文（1896-1979）。 他以太平天国为题写历史小说是理所当然之事。外界报导说他迁居澳洲后，已于1990年开始潜心写太平天国历史小说。 消息如属真，这本小说或者已快脱稿了。
　　金庸的情形没有这样明显。金庸社交繁忙，且又开始再修改全部作品，刊为线装本的繁重工作， 能否分暇撰写从未尝试过的历史小说，不能不说是疑问。假如确动笔写历史小说，会否自马援和郭子仪两题选一？读过《三剑楼随笔》的大多会提出此问题。这问题别人是不能代金庸回答的。 　

　　八、结语

　　写《三剑楼随笔》的时候，金庸和梁羽生仅发表了以后全部武侠小说作品的一小部分。况且这些选题随意，长度受制，还要照顾话题的多元性、可读性和时事性的短文，基本上不是为诠释已刊的武侠小说而写的。虽然书中确有为提供这种诠释而写的文章，数目毕竟不多。那几个刻意为自己的武侠小说加注的例子也全是梁羽生的，金庸没有这样直接的说明。从这角度去看，《三剑楼随笔》的史料价值是有限的，零碎的。
　　从另一角度去看，金庸、梁羽生二人写作武侠小说的时期不算短，期间发表的现身说法之言却量少质稀（最具实质的还是梁羽生那篇别有用心的托名之作）。《三剑楼随笔》直接讲武侠小说的地方虽不多，但对理解金、梁二人在五十年代中期读书和写作的旨趣，帮助不少。这本随笔集的价值不该仅是羽片吉光而已。

　　注释

　　1 虽然新派武侠小说是五十年代港台文坛新兴的宠儿，作品既均与旧派武侠小说有别，且有共通特征，但两地早期的发展鲜有影响性的关连。发展过程当中，最广为人误解的一点是新派武侠小说始自香港。其实按发展次序而言，是台先港后，故不论推举那一位香港作家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指工作发轫期，不是指影响力），都是错误的说法；见曹正文，《中国侠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129（此书另有繁体字1997年台湾重排本）。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出现虽较台湾稍迟，但因为两地基本上是独立发展，故当其发轫，仍可说崛起香港。

　　2 此书虽有1988年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影印本，但流通极有限。1997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亦曾以简体字重新排版刊行，流通情形似已有改进。这些复本都不加出版说明，也不交代百剑堂主是谁。

　　3 陈永康，〈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东方日报》〈G版〉， 1997年10月3日-11日。

　　4 《塞外奇侠传》的详细撰期，待找到《周末报》原物始能确实。此书复杂的撰期问题，现在还是可以解决若干的。梁羽生，〈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收入刘绍铭、陈永明编，《武侠小说论卷》下册（香港：明河社，1998），页676-702，内所含附录〈梁羽生作品初次发表日期〉，页696，说此书初见《周末报》之日期为‘1954年5月-？’。作者自记，纪录应够准确才对（这张作品初刊日期表声明是按刘文良所提供的资料而编成的，且表中复有别的作品说不出原刊日期，可见连梁羽生本人都没有保留足够的原刊资料）。这本小说的撰期尚有一说。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梁羽生小说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页192，说是‘约1957-1958之交’刊于《周末报》的。罗书另有书名易导人误以为别为一书之繁体字台湾重排本：《梁羽生小说艺术世界》（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7）。按此说，《塞外奇侠传》撰写时，《三剑楼随笔》系列早已结束了。另外，《大公报》〈大公园〉版的编辑在推介《三剑楼随笔》时也没有提《塞外奇侠传》。这和罗说合起来看，就似证明《塞外奇侠传》是后出之作。事实却不然。《塞外奇侠传》和《七剑下天山》的故事是前后相连的。怎会先写后集，然后才补撰前集？因此，梁羽生在写《三剑楼随笔》前所撰小说应包括《塞外奇侠传》。这样说来，难道罗立群根本没有看过《塞外奇侠传》？糊涂之例，还有一个。韩云波，《侠林玄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167-168，说《草莽龙蛇传》和《塞外奇侠传》之间，还有一本《白发魔女传》。把梁羽生的第六本小说（《新晚报》〈天方夜谭〉版，1957年8月5日-1958年9月8日）算是他的第三本小说，还把《塞外奇侠传》和《草莽龙蛇传》的次序颠倒过来，掌握信息差劲的程度可以想见。

　　5 出版得重重复复的金庸传记，不时提及金庸参加撰写《三剑楼随笔》之事。但检及到的都说不出百剑堂主是谁。冷夏（郑祖贵），《金庸传》（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4），虽为与金庸有关系的机构之刊物，不无‘官书’的意味，在页62-64屡次讲次百剑堂主，却始终点不出他的本名，便是一例。至于此书之‘官书’程度，见列孚，〈《金庸传》引发争议〉，《联合报》〈读书人〉，1998年11月2日。另一例就是唯一撰写《三剑楼随笔》专题研究的陈文康。他承认不知道百剑堂主是谁，还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追查的必要；见其〈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东方日报》〈G版〉，1997年10月3日。

　　6 潘亚暾、汪义生，《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页276、282。

　　7 参见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 1996），页601。

　　8 查检过的辞典，包括胡文彬主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宁宗一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2）；刘新风、陈墨等，《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北京：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温子健主编，《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

　　9 《风虎云龙传》在《新晚报》刊完后，还有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的四册单行本（1957-1960）。辞典求全务准，不以褒贬定取舍。就算那些辞典编者以资讯不足为自辩之辞，但香港左派文人刊书而不为大陆学界所留意，始终是具反讽意味之事。

　　10金庸，〈围棋杂说〉（1956年11月7日），页33-35（前者为原见《大公报》的日期，后者为单行本的页数。为省篇幅，倘收入单行本时，题目有别，亦不注明。下同）。

　　11无端，〈围棋与金庸的武侠小说〉，收入余子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6），页33-44；温瑞安，《天龙八部欣赏举隅》（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6），页79-88；陈墨，《技艺金庸》（台北：云龙出版社，1997），页67-83。

　　12梁羽生，〈闲话杨朱一局棋〉（1956年11月1日），页20-22；〈谈杨官璘的残棋〉（1956年11月11日），页48-50；〈围棋圣手吴清源〉（1956年11月29日），页82-85；〈棋坛历史开新页：写在全国象棋大比赛之前〉（1956年12月13日）［增附录］），页111-113；〈纵谈南北棋坛〉（1956年12月23日），页132-134；〈永留佳话在棋坛：谈何颂安‘历史性的一局棋’〉（1956年12月30日），页145-147；〈谈棋手的实力〉（1957年1月3日，页149-152）。

　　13金庸，〈历史性的一局棋〉（1956年12月8日），页101-104。

　　14金庸，〈看李克玲的画〉（1956年10月27日），页10-12。

　　15陈墨在《技艺金庸》书中，谈论金庸小说中的医、诗、琴、棋等十项技艺，方志远，《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311-355，综论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琴、棋、书、酒、花五趣，均不提数学，可以为例。

　　16梁羽生，〈数学与逻辑〉（1957年1月17日），页180-181；金庸，〈圆周率的推算〉（1957年1月22日），页191-194。

　　17孟森此作虽实为一般长度的论文，但1948年以遗著形式首次发表时，北京大学出版部是印为单行本刊售的，并列之为《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内文学院第一种。其后此文收入好几种合刊，如孟森，《清代史》（台北：正中书局，1960），页511-53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18-348。

　　18最近一例为严家炎，〈金庸谈读书及小说、电影写作〉，《明报月刊》，33：12（1998年12月），页34-35。

　　19金庸，〈《相思曲》与小说〉（1956年10月24日），页2-5。

　　20金庸，〈无比敌有什么意义？〉（1956年12月1日），页88-93；〈无比敌有什么好处？〉（1956年12月5日），页93-96。

　　21这点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香港：明窗出版社，1989），页82-88，有很漂亮的分析。

　　22梁羽生，〈凌未风、易兰珠、牛虻〉（1956年10月25日），页5-8。此文近收入梁羽生，《笔花六照》（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页 50-52。

　　23佟硕之，〈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1月号（创刊号），页4-6。此文在《海光文艺》连刊三期，其措辞显欲令读者以为是最先约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新晚报》发表武侠小说的罗孚所写，实则文出梁羽生之手。此文虽屡经转载，但遇到这种情形，为了锁定原作日期和保证文字无误，还是应参据原版。

　　24最明显之例为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书中有一章标明以〈天山剑客有牛虻〉为题，页96-108。但不知罗立群看过《三剑楼随笔》没有？梁羽生说牛虻化身为凌未风和易兰珠，他却说除凌未风外，书中还有刘郁芳和韩志邦二人是牛虻的化身。如果梁羽生和罗立群所说都对，牛虻在《七剑下天山》岂非一化为四了！

　　25提及她的爱尔兰作家辞典当然有，不提她的还是不少，例如Alexander G. Gonzalez, Modern Irish Writers: A Bio-Critical Source Book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67); Anne M. Brady and Brian Cleev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Irish Wri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都不觉得有为她存纪录的必要。至于西方文评家对她的研究，值得一提者恐怕仅得一篇四十多年前发表的短文：Arnold Kettle, "E. L. Voynich:A　Forgotten English Novelist," Essays in Criticism, 7:2 (April 1957), pp.163-174.

　　26如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页102-106，所抄录者。

　　27梁羽生，〈读苏联的小说〉（1957年1月24日），页196-199。

　　28梁羽生，〈才华绝代的纳兰词〉（1956年10月28日），页13-15；〈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闻：再谈容若的词〉（1956年11月4日），页28-30；〈纳兰容若的武艺〉（1956年11月8日），页35-37。

　　29金庸，〈顾梁汾赋赎命词〉（1956年11月10日），页41-43。

　　30《三剑楼随笔》，页43-47，所收的两篇读者来函均很有份量。

　　31百剑堂主，〈傅青主不武而侠〉（1957年1月23日），页194-196。

　　32陈永康评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所写诸文为只知搜集资料，左抄右凑，而无个人观点，并非虚言；见其〈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二），《东方日报》〈G版〉，1997年10月4日。

　　33梁羽生，〈梦的化装〉（1956年11月22日），页72-74。

　　34金庸有一本社论集，《香港的前途》（香港：明报有限公司，1984），那是另一回事。

　　35梁羽生的四本随笔集为《笔、剑、书》（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5）；《笔不花杂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笔不花》（香港：三联书店，1989）；以及本文注22所列的新刊随笔集《笔花六照》。

　　36梁羽生，〈辩才无碍说玄奘〉（1956年12月6日），页96-98。

　　37〈康熙朝的机密奏折〉，收入《鹿鼎记》；〈袁崇焕评传〉，收入《碧血剑》；〈卅三剑侠图〉，收入《侠客行》；〈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收入《射雕英雄传》。其中也有早已发表，并非为修订本而写的，如〈卅三剑侠图〉原刊于1970年1-2月的《明报晚报》。

　　38金庸，〈马援见汉光武〉（1956年11月24日），页75-77；〈马援与二征王〉（1956年11月28日），页79-81。

　　39金庸，〈郭子仪的故事〉（1956年11月17日），页61-64；〈代宗、沈后、升平公主〉（1956年11月21日），页69-72。

　　40金庸在封刀以后，经常讲及倘再写小说，当写历史小说。其中一例为林翠芬纪录，〈金庸谈武侠小说〉，《明报月刊》，30：1（1995.1），页51-53。

　　41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6-8。

　　42潘亚暾、汪义生，《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页286。

　　43金庸，〈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明报月刊》，33：8（1998.8），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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